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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人”私德的历史辩论:民国名人风月史

世界地理 2016-01-14 09:38101未知百科鱼
 

“公人”私德的历史辩论:民国名人风月史

民国年间,一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日记里,讲述了年轻时候的荒唐。那时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

在这位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当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被罚款5元。这事对他触动极大,导致“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这位年轻人名叫胡适。

日后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论,狎妓之举在民国其实极为普遍,绝非不懂事的年轻人的专利。

后来,即使当了北大教授。胡适仍未完全脱离风月,有次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娼妓合法化成为名人热衷风月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者“唱”也,妓者“技”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至于卖身,大多是余兴节目。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员嫖娼有罪,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此道的现实基础,在合法的外衣下,与妓女风流纯属私德,与律法无关。

根据王书奴于1934年所写的《中国娼妓史》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据《北京社会调查》估计,民国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当时北京的公娼私娼在万人以上。另据1920年上海“淫风调查会”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在12万人以上。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均指向民国的官员、军阀、议员等的头面人物是风月场中的常客,从而引领了社会风气。换言之,这是上行下效。

妓院曾为革命活动立过功

不要以为妓院只关风月,有时还对辛亥革命有过积极作用。在革命时期,曾有不少革命活动是以妓院为掩护进行的。

早在清末,陈其美便已是窑子里的常客。这位青帮大佬在加入同盟会后,将秘密机关设于妓院。后来有记者采访陈其美,在报道中写道:“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

据记载,革命党人邓荫南运筹革命活动时,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妓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中,作为妓女的小凤仙也成为了蔡锷将军革命行动的掩护。

不过,考虑到晚清立宪那几年间,革命屡屡受挫,革命党人大多消沉的真实情况,陈其美的“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恐怕得打个折扣。

王书奴在总结中写道:“这班人(推翻满清的革命党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从前做革命时候,吃了许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简便的莫如嫖娼了。”

这一说法,不但总结历史,亦预示将来。有人说底层凤凰男发迹后往往嘴脸一变,道理便在其中。

说革命党人嫖妓之前,得先说说一位传奇人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袁公子是位风流种子,一生与风月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文字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极多秘辛,他撰写的专栏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

1920年,这位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开始在上海《晶报》刊载专栏《辛丙秘苑》,大谈前沪军都督、老派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还有应夔丞(即应桂馨)、沈翔云,当然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革命成功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过去偶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

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为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

之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举。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正逢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对于这些人的行为,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备感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的生意往往也被革命左右。《晶报》曾经报道,有一位名妓因为不读书,也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居然无人问津,生意难做。

民国没有明令禁止嫖娼 因而官员嫖娼十分难禁

在王书奴总结的娼业盛行规律中,第三条和第四条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所谓“代议士”,即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当时如关于国务院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大多数议员都沉迷于这灯红酒绿燕语莺声的温柔乡,将之作为讨论政事的安乐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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