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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处事智慧》系列一

名著/史书 2015-11-28 09:43112未知百科贝

《中庸处事智慧》系列一
 

为人说话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菜根谭》  

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还讲过:“讷于言”、“慎于言”,但这种装哑的方法现在看来毕竟偏于消极,不符合交际的需要。当然不可失言。在与人交往中有时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话题;想话说,也不是开口胡说,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战国策》上记范雎见秦昭王,一次、两次,秦昭王向他请教,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别人不重视,讲出来无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话,就打动了秦昭王,封他当了宰相。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是她取胜的法宝之一。  

南越总理阮文绍,曾被外界评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法拉奇在采访阮文绍时想了解他对此评论的意见,但是,如果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法拉奇在采访时他没有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不偏不倚地与人相处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曲解,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惟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即“适中”。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恰恰相反,有的人凡做事不是过分,就是“不到位”,而且又随风倒,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在信念上、观念上变来变去。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中庸是种权衡,使自己不被自己的行为绊倒。例如获取成功的方法很多,诸如难得糊涂、能屈能伸、甘心吃亏、以柔克刚等等,掌握了其中一条,运用得当,都能让你在一些特殊场合或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处理中获得成功。但它们并不具有普遍性。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智慧和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成功法宝,是中庸处世思想。  

儒家推行中庸,目的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中道产生适当,适当产生合理,合理产生礼仪。人类全部的道德行为、法律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致达到至善。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孔子又告诉子贡说:“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这个“一”,就是中庸智慧。  

在处世上恪守中庸,才有好的人际基础,不至于朋友反目,众叛亲离,才不会一意孤行,自取其辱。刘备同曹操比较显得比较忠厚,但也并非心无芥蒂之人。当年攻取西蜀时,刘备曾与刘璋在涪县相遇,刘璋部下张裕脸上长了不少胡须,刘备拿他开玩笑:“我从前在老家涿县,那地方姓毛的人特别多,县城东西南北都是毛姓人家。”县令说:“诸毛怎么都绕涿而居呢?”张裕回敬说:“从前有人做上党郡潞县县长,迁为涿县县令,调动之际回了一趟家。正好这时有人给他写信,封面不知道如何题署好,如果题‘潞长’,就漏了‘涿令’,题‘涿令’,就漏了‘潞长’,最后只好署‘潞涿君’。”借“潞”为“露”之谐音,讽刺刘备脸光露嘴无须。  

后来张裕归附刘备。他对天文、占卜都很精通,曾劝刘备不要取汉中,说取汉中于军不利。刘备不听,出兵攻取汉中,意思是想证明张裕预言不准。张裕又私下向人泄露“天机”,说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将得益州,九年后将失去益州。刘备不忘当年受辱,借机要杀张裕。诸葛亮问张裕犯了什么罪,刘备说:“芳兰当门而生,不得不锄去。”这完全是借口。因个人的恩怨,却要杀手下人,有违中庸之道,太过激了。  

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尽管不同,但都需要受到尊重,需要维护面子。如果你忘记这一事实,与人们交际时,对重要人物恭敬有加,对小角色却态度冷漠,这样自然会伤后者的自尊。  

有这样一场家宴:宴席上坐着男主人、科长,以及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圆桌上的酒菜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了,可是,围着花布裙的主妇还是一个劲地上菜,嘴上直说:“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对付着用点!”  

男主人则站起来,把科长面前还没有吃完的菜盘撤掉,接过热菜放在科长面前,热情客气地给科长夹菜、添酒,而对其他同事只是敷衍地说声“请”。  

面对这样“尊卑有别”的款待,试想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将做何感想?他们很难堪,其中两位竟未等宴席告终,就“有事”告辞了。  

像这样的宴席,男主人眼里只有科长,而慢待他人,使同事们的自尊心和面子受到损伤,非但不能增进主客间的友谊,反而会造成隔阂。  

行动失度就会乱套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中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中庸》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意思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为人处世的美德。  

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之道,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的诠释和理解又各有出入。战国时期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问的人,主张市场上的物价都应该一样,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使社会公平,可以消除欺诈。  

恰恰相反,孟子认为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因为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品种质量都不一样,它们的价格自然就有几倍、十几倍的差别,这是事物自然形成的秩序,漫天要价,价不称物,那是过度,也叫过分,不顾秩序,不同货物都一个价,也是失度。假如一定要使它们一致,必然扰乱天下。  

为人处世,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会乱套,便会坏事,便会受到惩罚;饮食无度,便会伤身;荒淫无度,必致误国;贪婪无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会伤感情,有时无意中一句笑话就与人结怨。我们喜欢自由的生活,其实,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方式看,这自由,归根结底,还是度中的自由,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我们才能享受自由。  

自表其功,自矜其能,历史上凡是这种人,十有八九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  

自以为有功便忘了上级,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自己的功劳自己不表白功劳也还在,而由自己表白出来,别人功劳放在哪?所以不合人情的捧场行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280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岂料王浚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接着又诬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据为己有。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  

可王浚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他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什么不听指挥和抢劫都是冤枉!几次他越说越激动,不向皇帝辞别,便怏怏不乐地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浚眼一瞪问:“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推心置腹地说:“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从今天起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作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做事要考虑利害大小

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  

——《荀子·不苟》  

可欲与可恶、利与害都是对立统一关系,只看到一面就是“偏”,所以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才能“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所谓“兼陈万物”是说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兼权熟计”,做出正确的判断,不为各种矛盾现象迷惑。荀况要求看到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再加以比较鉴别的方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问题,遇事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它可能藏着危险,就会陷于“偏伤”,没有不失败的。商鞅变法,促成了秦国的强大,但他手段过于残酷,只看到变法带来的好处,看不到其中埋藏的祸患,最终连自己的命也葬送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下。  

明代的于谦因对人太苛刻,做事好极端,违背中庸最后被人陷害。于谦至死都未明白中国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于谦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他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谦的命运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事变之后他成为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事变则使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于谦一身正气,可同僚们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变使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整座京城岌岌可危。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率领各方力量,顽强战斗,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大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见到这种情景,被迫放归英宗。  

于谦不是功不可没吗?怎么说他对人苛刻呢?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为此徐有贞经常遭到同事们讥笑,一直得不到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同意提升他。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怪责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又官复原职,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指责他徇私。于是,石亨于谦,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由于处理事情不善于婉转,说话直,不给人面子,于谦得罪了本可以不得罪的人。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不久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把老皇帝英宗又送上了皇帝的位子。而于谦的性命却丢在了这帮人之手。  

你知道什么事对自己重要吗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孟子》  

孟子擅长用逻辑归谬法与人辩驳,例如先假定了两种荒唐的说法:“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宣王对此加以否定,孟子立即把齐宣王自己的做法接上去:“恩足以几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样便轻而易举地使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就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当齐宣王不甚明白时,孟子又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挟太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而“为长者折枝”则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了。说到底,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朝这方面想,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该权衡,貌似小事,实际上牵涉到利益互动的大问题。比如说为老人孕妇让座,不要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确都是“为长者折枝”举手之劳,而不是要你“挟太山以超北海”,可我们就是生性懒惰,又缺乏“中庸精神”,所以连让座这件事也要宣传号召。许多人就是要随地吐痰,要违反交通规则,这些都是没有想清楚“不为”与“不能”的道理。说到这里,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呢?  

孟子在讲清楚了“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后,他又一次施展口才,对齐宣王来了一番政治行为心理学的开导,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论,“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后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个家族和国家。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虽然是希望齐宣王好好考虑,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我们为人处世也处处要长短权衡轻重度量。儒学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反省功夫,在儒家看来,只有经常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不过,我们在这里突然想到的却是,认识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认识他人不是更需要权衡度量吗?  

为人说话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菜根谭》  

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还讲过:“讷于言”、“慎于言”,但这种装哑的方法现在看来毕竟偏于消极,不符合交际的需要。当然不可失言。在与人交往中有时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话题;想话说,也不是开口胡说,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战国策》上记范雎见秦昭王,一次、两次,秦昭王向他请教,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别人不重视,讲出来无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话,就打动了秦昭王,封他当了宰相。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是她取胜的法宝之一。  

南越总理阮文绍,曾被外界评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法拉奇在采访阮文绍时想了解他对此评论的意见,但是,如果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法拉奇在采访时他没有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如何在倾听中做出决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良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庸》  

一个领导身边,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没有一个正直的下属,全都是些唯唯诺诺,以领导的对错为对错,只是一味地服从,听话的人,像这样的领导虽然权力无阻,但位子却不牢固。  

据《新书》记载:“从前宋昭公逃亡到边境,喟然长叹地说:‘唉!我现在知道我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我朝人臣数千,发动政治事件,无不说我君圣明;我的侍从御用的人也有几百人,我披衣而立,无不说我主漂亮。我从内到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被困在什么都好里面。’”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呢?在于平时完全相信身边人的言语,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圣明君主,以至达到丧身败国的地步,这都是左右谄媚奉承的人所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如自私、贪污、枉法、结党、弄权、叛敌等等行为,还有愚蠢错误的偏见,都足以致使亡国的,而且,完全听信他人的话,天下的贤人哲士就不会归附了。  

列子在郑国贫穷时,妻子也饿得面黄肌瘦,郑子阳派人送来数十担粮食,列子辞谢不收,并解释他的行为说:“他不是了解我的人,是听从他人的传说才知道我的,以听从他人的话而送给我的粮食,这是重加我的罪过,这样我也就会听从他人的话了。”这不愧是高明的论断,深远的谋虑,不是贤人难以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说,领导者既然知人用人就得知言辨言。唐朝一位政治家陆贽向皇帝奏议,主张以听言作为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说:“根据听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听取他人的话;要想辨别话的真假,不得不考察于事实。说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说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称赞人善的人,必定详细观察他行善的事迹;评论人的坏处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恶的极端。既然尽知他的情况,再到群众中去调查,群众说的实情,必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如有诬陷,也要真正明白而给予惩罚。”陆贽建议皇帝注重于考核人才的关键是明断分析左右所说的话,这样就不失去人才,就不会把事情弄糟。  

他人的话不能不听,但重要的在于知言辨解。孟子说知言的要旨在于:“言辞偏颇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蒙蔽;言辞虚化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我了解他在哪方面理屈词穷。偏颇、虚化、怪僻这几种言辞,对国家有危害。如果有圣人出现了,他肯定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些话。”  

天玄子说:“圣人辨言辞应做到:谀言辨别出他所想达到的目的,赞颂的话辨别出他想做什么,直爽规劝的话,辨别出他正确的方面,忠诚的话,辨别出他正直的方面,不能挑明的话,辨别出他指的是什么,寓言辨别出他所借用的意义,坏话辨别他的缘由,毁谤的话辨别出他的起因。这都要动脑筋、用智慧来明辨他们,正确的虚心接受,不对的反求于自己。”  

明朝宰相、改革家张居正说:“天下的事,贵在思虑详细,贵在力行,谋略在集中大家的思路,决断在自己。”  

魏文侯用乐羊,审视、谨慎在先,信任在后。这样,既信任他,就对左右的话一概不听,虽毁谤乐羊的奏书有一箱,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话,是听而不可信、不可取的。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  

处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学坏,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所以洪应明说:“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人世间发生的不少悲剧都与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  

关于行事的身份、职责和角色问题,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旁边的人回答说:“管帽子的。”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李乐做官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却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这个人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他。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恐怕自己也被连累。可见身份要变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处世避免过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为何受到人们的推崇?我觉得,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搞“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那一套,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也并非容易事,它非经过人们的共同努力不可。  

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一起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反对搞“一言堂”。  

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文化、知识方面,有惊人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互相冲突对立,许多人遭到惨死。其实任何人都祈望能和睦相处,互相协助,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争斗都是不对的,却仍不惜互相残杀、互相仇视。  

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在根本上都没有养成明确的人类观。人类实际应有的状态都被遗忘,才会发生互相屠杀的惨剧。中庸之道之所以被先哲们提倡,因为人性有容易偏离正轨、过犹不及的倾向。儒家灌输给大家的观念,都是以家、社会、国家的大义为重,自己的事才是次要的。有些人刚好相反,都是要先考虑自己的事。儒家之所以教人无视个人,可能是为了要有效活用个人的价值,才会更爱国家、爱社会、爱家庭。由此演变到牺牲个人,才是美德。这种看法或许有点极端,但若是只爱自己,别的事我就不管,也是一种偏差。  

既然自己那么尊贵,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得保持美好的环境,不然,就等于没有爱自己。以此为出发点,才会产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公司、爱大家的社会精神来。所以,自爱的精神,是与爱公司、爱国家的精神相通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偏颇。保持这种精神方面的平衡,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重要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不是要伤害,不是要否定,而是要互相尊重,共同提高。我们对此要多加深思,要好好地把握人的本性,不为拘泥不为偏执,寻求适度、适当的境界,这才是重要的。这也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所以,真正的中庸之道,不是那种两者相加除以二的办法,而是以人性为主体,一面正确追求事物的本质,一面寻求前进的方法。  

今日社会上许多事情,都有偏向一方的倾向,所以,一提中庸之道,便有模棱两可之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中庸之道”,是平衡智慧、中正之道,我们应给予更高的评价才是。这样,社会国家就会变得更好,更有效率。  

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智者都会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人类生活的一体两面,偏废其一,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  

不要随便轻视别人的价值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  

“异”就是特别的,“端”就是另外一头。“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有种人为人处世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经常冒出伤害他人的怪异的思想。  

异端邪说不容于正,它蛊惑人心,只有对它进行批判,使它不能滋生蔓延,自然就不会成为祸害。  

然而,得分清什么是异端邪说,整齐划一的观念也是有害的,失之中庸的。在古代社会中,从事与统治者思想格格不入的学术研究,往往遭殃。但是历史证明,从事于异端研究的人,恰恰是那些最能独立思考、最有独立见解的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好多当时认为是“异端邪说”的,后来经过检验,恰恰原是合乎科学的精粹之说。伽利略、哥白尼就是最好的例证。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他们终于被昭雪。  

儒家的教育主要是礼教,不赞成在尧舜之道以外去寻找学问,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他提出“异端”的概念,用以与仁礼之道相区别,认为钻研异端邪说,必有祸害。由此可知,孔子虽然主张文化包容,但不等于无所不包,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把礼教作为惟一的是非标准,而拒绝其他的学说,便有可能通向文化专制的道路。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反中庸的,也不利于为人处世。不轻视别人存在的价值,或者“我反对他的观点,但我不反对他本人”,才是一种积极的处世。  

1991年11月3日夜,美国大选揭晓。当选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总部前他的支持者们的聚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先是言辞恳切地感谢昨天还在互相唇枪舌剑、猛烈攻击的主要政敌现任总统布什,感谢布什从一名战士到一位总统期间为美国做出的出色服务,并呼吁布什和另一位对手佩罗及其支持者与他团结合作,在他未来4年,在全面振兴美国的大变革中继续忠诚地服务于祖国。  

而远在异地的布什则打电话祝贺克林顿成功地完成了一“强有力的竞选”,他还调侃地告诫克林顿:“白宫是个累人的地方。”并保证他本人和白宫各级人士将全力以赴地与克林顿的班子合作,顺利完成交接工作。  

人们在一起共事时,方法不同,观点不同,但只要采取合作态度,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关照,是最容易产生感情认同的。特别是在困难环境中,彼此相依为命、共度难关、情谊深厚,可能终生难忘,交情将更为牢固。  

表现出很有志向的样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  

士人立志于仁义之道,却对粗糙的衣食引以为耻,就无价值和他谈论了。也就是说既然“志于道”,而仍然在乎吃穿,就难免成为假道学了。但是,做到了超越富贵的诱惑,甘守清贫,对于“志于道”的人来说是应该做到的,不值得自以为了不起。  

春秋时代,研究儒家学说致力于品质修养的人不一定就能得到高官厚禄,对此,有些读书人就会不安起来。所以,孔子认为,鄙视穷困生活的人,他们是没有多大的志向,这种人只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生活的吃穿等琐事。因此,根本就不必与他们去谈什么道的问题。  

富贵功名是人们都想要的东西,但是如何得到,社会有一定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竞争必须有一定的游戏规则。按照正确的规则得到了富贵功名,那就心安理得地承当;如果没有按照游戏规则,利用歪门邪道得之,那就不应该接受。  

同样,贫穷卑贱是人们不想得到的东西,但摆脱贫贱也有一定的规则,利用这些规则摆脱的就是正道,否则就是歪门邪道,就不符合全社会的公平原则,真正的君子就不会加以摆脱。  

表现于“志于道”的样子,是有利于个人处世的。一个外国作家曾在书中写到他年轻时的一个同事。这位同事读书时就很有抱负,常对人说:“我今后一定要成为国会的议员。”然而这位同事一直没有实现当议员的梦想。可是在当时,他“志于道”的样子,使许多同事都说“这家伙是个有远见,很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公司方面也对他产生了“能有这种志气的人在我们公司服务,真是难得”的评价。因此,他很快就升为部门主管,并在不久后被提升为公司经理。  

让别人钦佩自己的方法很多,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感到你比其他人更有发展前途。为了表现你的发展潜力,就有必要对将来编织一幅美丽、宏伟的蓝图,纵使这幅蓝图完全不可能实现,却能给人很好的印象。比如,你可对你的同事、朋友说,“我将来要独立创业,而且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将这样的话重复数次。这样,连那些原本不太相信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认为:“切不可小瞧了他,这家伙很有可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有一个将来的总裁做朋友,他也会有沾光的心理,同时也能给自己贴金,可谓一举两得。  

又如谈恋爱,当你想要说服女友时,你不妨表现是个有品味的人,尽量不谈钱,而谈论对未来的设想。前途实际上就是“钱途”,女友感到你将来会有出息,内心不由得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交到了理想的男朋友,甚至想助一臂之力。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是受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就无法和他谈学问、谈前途。  

既然“志于道”,又谈享受,是矛盾的,所以“志于道”要有一种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孔子曾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确实如此,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仅要向比自己多识的人学习,还要善于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学习。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为师。  

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又能积极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处世上,不浮躁的人,不见异思迁的人,可能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中庸处世不是当缩头乌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  

现在人看来,明哲保身似乎是胆小怕事、遇事就躲的怯懦者的代名词。但在儒家的中庸思想里,明哲保身却不是这意思。明哲保身一词出于《诗经》,原文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在《中庸》一书中则作了这样的阐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因为懂得如何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保全自身,以图东山再起,而避免不明不白地去作无谓的牺牲,应该说是一种高明的智慧,而不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那些贪生怕死、一味退缩的人,并不是明哲保身,而是误了自身,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庸。  

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个败笔,在动议搞这个工程的时候,黄万里教授预见到了它的后果,在那特殊的年代,许多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但黄万里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为一个慷慨之士,他以一颗“至诚”之心,坚持讲真话。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黄河规划、筹建讨论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有一次,他争辩了整整7天,但仍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塞6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6个底孔堵死了。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被打成了右派,但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他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至今黄河流域的水土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每年平均断流100多天。黄万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他无法阻止一个工程的建设,但他在那个年代,敢于坚持科学见解,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就非常了不起。他心中是有尺度的,盲目地随波逐流是一种偏激,而有自己的见解而藏在心里不说,也是一种“不及”,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中庸思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是一种圆滑的避世思想,也不是一味的折中思想。它是以“诚”,即以良知为基础的入世思想。当大家都在过激地普遍看好某事上,明智者会觉得这是种反中庸的行为,非常有危害,于是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回到中庸的状态。  

梁漱溟小时候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他却活了96岁高龄,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这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稍微想不开的人,就会走上绝路。梁漱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撰《儒佛同异论》,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外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服。  

马寅初先生少时也是体弱多病,他却活了101岁,他因“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人生挫折很大,但他胸怀坦荡。他诚心不自欺,在最艰难的日子,牢记“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两名很有名的诗,身体力行。正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在快到80岁时遭受打击,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但想到同时离开喧闹的政坛,无不欣慰。他在京郊的小院,生活在心灵的世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后来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这是别人难以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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